半岛体育作者：黄瑾（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；陈静静（福建省委政策研究室区域发展处）

　　2021年10月，习在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进一步强调：“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。让我们携起手来，秉持生态文明理念，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，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，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！”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，彰显了习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刻内涵，为实现人类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。

　　和谐共生的人与自然关系是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基础，协同共进的经济与环境关系是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动力，共同发展的国家关系是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目标，三者构成了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主要内容。

　　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共同体。习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出发，提出“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一切生物的摇篮”，“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”。这表明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、紧密联系的，生态系统中各部分也互相影响、互相作用。只有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、系统治理、源头治理，才能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。

　　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发展共同体。习从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出发，指出“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，也是经济财富，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”。这表明生态问题也是经济问题，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。只有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，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，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。

　　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。习从全球面临挑战的严峻性出发，强调“要心系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实现保护环境、发展经济、创造就业、消除贫困等多面共赢”。实践证明在工业文明下，只讲索取不讲投入、只讲发展不讲保护、只讲利用不讲修复的老路是走不通的。各国只有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，才能共建生态良好的美丽地球家园。

　　从受保护主体看，一是生物多样性加速丧失。第五版《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》表明，自2000年以来，淡水物种种群、陆地物种种群和海洋物种种群分别下降32%、39%、8%。在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评估的12万种物种中，约有27%被列为濒临灭绝的物种。物种灭绝速度大大超过自然灭绝速度。二是全球气候变暖持续。研究表明大气系统中二氧化碳、甲烷等温室气体浓度持续上升，近年来二氧化碳平均浓度为两百万年来最高水平。整个气候系统各圈层均发生显著变化，大气圈陆地地表气温上升，海洋圈海表温度增加、海平面上升，冰冻圈海冰范围缩小、冰川退缩。三是生态系统退化明显。全球湿地、森林、海洋三大生态系统均呈现不同程度退化，单位面积生态承载力和全球碳汇水平下降，生态破碎严重，生态赤字持续攀升。

　　从实施保护主体看，一是人类生态保护意识还需提升。生态保护是一项长期工程，生态保护与短期利益发生冲突时，由于未能充分认识生态保护意义，导致生态保护屈从短期利益，产生蓄意破坏行为。另一种是受原有思维方式、生产生活习惯影响，大量无意识破坏行为屡有发生，如热衷食用野生动物、放火开荒等行为对生态造成持久性破坏。二是全球协作机制需要加强。当前生态保护主要依赖主权国家，但地球上还存在大量公共领域，加之区域生态系统互相影响，客观上要求跨主权多边协作机制进一步完善，有效框定各方义务责任，避免囚徒困境。然而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，对协作机制采取不同态度，由此造成谈判周期长、合作成本高，许多承诺进展缓慢，陷入集体行动困境。2017年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《巴黎协定》，违反协定“只进不退”棘齿锁定机制，对全球生态合作造成极为不良的示范。

　　积极实践绿色发展理念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中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，打出一系列组合拳，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经验。一是顶层设计、统筹优化。习强调生态治理必须科学规划，统筹兼顾。中国以生态文明纳入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为指引，出台《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（2011—2030年）》等重要政策，明确时间表、路线图、施工图，统筹一体推进生态文明建设。以生态文明写入宪法为标志，出台《长江保护法》等多部法规，逐步构建起以《环境保护法》为主干，单项法律法规为支撑的制度集成体系，为保护生态提供坚实法律保障。优化整合生态治理监管机构职能，新设生态环境部，开展中央、省级生态环保督察，建立国家生物安全工作协调机制，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健全。

　　二是全方位保护生态，力度空前。习指出，生态保护关乎民族发展千秋大计，要“全方位、全地域、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”。近年来，中国生态治理涉及大气、水流、土壤、物种等多个方面，先后实施“大气十条”、“水十条”、“土十条”，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，启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大工程，正式设立首批国家公园，其涉及面之广，举措之多，力度之大世所罕见。

　　三是重视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。习要求树牢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。各地结合生态优势和产业基础，大力发展生态农业、无烟工业、旅游观光业，努力形成新兴经济增长点，让生态转变为驱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。同时厘清群众利益与生态保护关系，深化生态补偿制度改革，推进生态综合补偿试点，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，实现生态保护和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双赢局面。

　　积极与他国分享生态文明建设经验。生态保护是系统性复杂性长期性工程，需要各国互相取长补短，相互汲取经验智慧。中国气候环境类型多样，生物多样性居世界前列，治理经验能够为其他国家生态保护提供宝贵借鉴。一是分享理念价值。在多个重要场合向世界分享生态文明、生命共同体等重大理念。理念认同是行动的先导，共同理念是合作的基石。中国政府向全球发布《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：中国在行动》生态报告、《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》白皮书，大力提倡“共谋全球生态文明之路”、“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”理念。习在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讲话中提出“同筑人类生态文明之基”，在2020年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强调“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地球”，在2021年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呼吁各界“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”。这些重大理念内涵深刻，体现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刻思考，在中国大力提倡下，世界各国逐步认可接受。“生态文明”首次作为联合国各环境公约缔约方大会主题，彰显中国理念的世界意义。

　　二是分享做法行动。向世界主动分享中国在污染治理、环境保护、生态修复方面的成功举措。开展以生态为主题的外事活动，主办高规格高峰论坛、国际会议介绍中国方案，邀请国际组织专家、驻华使节实地深入了解中国生态保护成就；聚焦典型生态问题，发布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年度报告》、《中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》，为世界提供可复制可操作做法；推广绿色科技成果运用，携手保护生态，如菌草技术、光伏发电技术在多个国家应用，成为绿色援助典范。这些做法为全球生态保护提供了中国智慧，也有力推动了生态保护国际合作进程。

　　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。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，履行国际生态保护职责。主要从三个方面着力：一是充分尊重和推动国际公约落实。中国积极响应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、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求，将应对气候变化、保护生物多样性融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，推进绿色转型，确保践诺履约。习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中宣布，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和清洁发电体系，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超10亿千瓦，1亿千瓦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已有序开工建设。中国碳排放强度超额完成2020年气候行动目标，“爱知目标”执行情况高于全球平均水平，为推动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中国力量。

　　二是从单纯参与者向参与者、贡献者、引领者多重身份转变。中国在推动《巴黎协定》达成中发挥关键作用，率先发布《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》，牵头实施“一带一路”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，主动承办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，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。一系列举措表明，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，“领头雁”作用日益显现。

　　三是促进全球治理体系优化。由于历史背景、社会发展水平不同，各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承担的责任义务也各不相同。中国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权益，坚定维护正义，帮助发展中国家积极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，促进治理责任与发展能力的匹配原则贯穿各环节，推动国际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合理。

　　广泛谋求共识，增强建设美丽世界的动力。地球生命共同体构建需要多方合作，但各国在目标任务、实现途径、履约义务等方面仍然存在分歧。因此需要继续通过对话方式，充分倾听各方利益诉求，找到分歧焦点所在，尊重彼此关切，谋求最大共识，让各国充分意识到地球是人类共同家园，各国是风雨同舟命运共同体，从而推动共建生命共同体总体性目标达成，顺利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。在实现总体目标框架下，还需充分考虑各国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可承受能力，明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，弥合长期以来南北对话分歧。民间交流机制作为官方交流机制的重要补充，应当予以重视，广泛开展人文交流、旅游贸易、志愿服务，让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在世界人民心中扎根，让民心民意成为共建的最强动力。

　　加强国际合作，凝聚全球环境治理的合力。迄今为止联合国仍然是多边合作的最大舞台，在联合国框架内有效推动国际协作是符合各方利益的最优解。要坚持多边主义引领，推动各方摒弃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维，加强多边对话合作，促成《巴黎协定》、《昆明宣言》、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，推动构建公平合理、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体系；支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、环境规划署、世界气象组织等机构开展工作，加强在科学研究、治理灾害成果、信息数据方面交流分享。“一带一路”由中国发起，100多个国家地区参与共建，绿色合作具有机制优势。要与相关国家地区加强政策对话、落实谅解备忘录，协调解决区域范围内生态保护问题；积极对接沿线国家能源需求，加大能源基础设施建设，推动绿色能源优势互补半岛体育。中国既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，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。要打造南南合作治理新样本，深化与发展中国家在治理知识、治理经验、治理政策方面合作，持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、资金、人才援助，通过“授之以渔”，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实现命运体共建。

　　推动绿色发展，培育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活力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，全球经济遭遇深度倒退，人类面临自然环境危机和经济发展危机双重压力，依靠绿色发展，实现生态保护、绿色发展、改善民生三者统一刻不容缓。要推动绿色产业革命，壮大清洁生产、清洁能源、基础设施绿色升级、绿色服务等产业；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，完善绿色制造标准体系，优化生产工艺、改造生产流程，努力构建从研发设计到运营回收的全绿色产业链。深入推动能源革命、狠抓绿色低碳技术攻关，从法律、税收、金融、价格形成、审查监察等方面构建绿色发展政策体系，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、认证、标识体系，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。大力构建绿色消费体系，加大绿色产品供给力度，供给端需求端双向发力，为生活方式升级提供坚实物质基础。加强公民生态文明教育，培育生态道德，倡导绿色低碳行动，创造高品质生活，促进文明健康风尚形成，形成人人参与、人人共建生态保护格局。

　　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，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，用“大众话语”说清“理论话语”，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。

　　“千万工程”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，以乡村经营为抓手，持续打通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转化通道，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。

　　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，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，通过融合、碰撞和创新，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。

　　我们仍需抢抓“十四五”应对窗口期，战略上保持定力，战术上灵活机动。在强化养老、托幼、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，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。

　　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，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，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。

　　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、最具创造性、最具能动性的要素，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。

　　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、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、一二三次产业结构、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、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，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。

　　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，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，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。

　　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，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。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，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。

　　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，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、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。

　　十年来的网络立法，涵盖数字中国、数字社会、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，辐射企业、社会组织、个体等各类主体。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。

　　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、创造就业、拓展消费市场、创新生产模式、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。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，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。

　　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、文化因素、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，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、社会各主体之间，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。

　　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、思维方式、行为方式、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，社会关系和谐发展，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。

　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，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。

　　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，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，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，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。

　　促进数字经济和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，既要推动影响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，又要加快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农业新基建建设。

　　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，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，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。

　　自由、民主、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，但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，所谓“民主对抗威权”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，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。：“普世价值”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被窄化为特定的西方价值。所以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“普世价值”观念，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。

　　做好国际传播，要做很多的研究，做到知己知彼，只有研究不断深入，拿出来确切的、有说服力的资料，才能增加我们对外传播中的论述能力和说服力。